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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家長的焦慮症

因照顧孩子而焦慮不安，是當代社會的常見現象——不論是香港，還是內地，甚至台灣、新加坡，又或者我們心目之中，應該沒有這方面的問題的國家如英國、美國，其實都榜上有名。這個現象有一個特點，就是大家都不想正面承認它存在。於是，我們見到，大部分家長都只覺得，那是另一些家長才有的問題。

既然那是其他人的問題，那麼就不是一個問題了。

可是，在心底裡我們都清楚知道，在這個大環境裡，誰都沒法獨善其身。那些所謂別人的問題，其實也就是自己的問題。

社會的制度之所以有時令人覺得可怕，是因為儘管它們都是人為的，但往往又會反過來束縛我們、支配我們，以致我們身不由己，身陷其中。而推動我們進入那種有點神經質的狀態者，不是甚麼抽象的概念，也不一定是很功利的目標，而是所有置身其中的參與者（恐怕也包括了我們自己）。每一位參與者的動作都會引起其他人的反應，以致行動不斷升級，甚至變得有點失控。

上面所講的，聽起來好像比較抽象，與自己無關。但假如我說實際的例子就是我們在現存教育制度的生存經驗，那所謂的抽象就會變得很具體，而所有我們感受到的困擾，都呼之欲出。

教育競賽：如何免遭淘汰

說來諷刺，自從我們以為已經擺脫了「填鴨教育」之後，整個教育制度對學生所造成的壓力不但依然如故，甚至有增無減。如果以前算是壓力沉重，那麼現在就真的是令人透不過氣了。

明顯地，問題的根源並非某種授課方式或考評方法那麼簡單，而是在於教育制度的深層結構。而教育制度的深層結構其實一點也不隱蔽。大部分家長對一切都是心知肚明，只是不好意思宣諸於口，「畫公仔畫出腸」而已。

直接的說，在香港，無論怎樣改革我們的教育制度，最終還是要回到「淘汰」這個核心問題；就算是升學的機會已有所改善，亦不會改變這種教育競賽的運作邏輯。如何避免在競爭中遭人淘汰，固然是十分重要的戰略考慮，而如何能夠在資歷上取得優勢，在長遠的事業發展道路上站在別人前面，也是十分受到重視的準備工夫。

或者有人會反問：在世界各地，優質的教育資源（無論界定為教育本身，又或者只是學位的市場價值）從來供應短缺，競爭激烈，香港並非特例。這種反駁不無道理，但問題是持這類看法的論者一般都忽略了香港的特殊性。

全民參與作策略部署

香港的特殊性有二。首先，香港的教育競技場屬「全民參與」，不同階層及社會背景的家長及學生均投入其中，形成一種特別擁擠的狀況，容易令參與者大為緊張，分外神經過敏。

香港及其他華人社會，如內地、台灣、新加坡、歐美的華人社區，情況特別嚴重，事關華人對孩子的教育有所期望，並不限於中產階級或較高教育程度、文化背景的家長，而是普遍地存在於各個階層的家庭之中。這種態度，形成了一股相當特別的競爭壓力，每一個階層的家長都十分自覺自己要想辦法，協助子女在這場競賽中出人頭地。大部分人都擠在相同的社會流動渠道之中，採取相似的手段來競賽，朝著相近的目標進發，以致大家都精神緊張，再而釋出惡性競爭的負能量。

在那個擁擠的環境裡，每一位家長和每一位學生都既要跟得上大隊，而同時又想走在別人前面。他們不單一起塞在學歷競賽的渠道內，而且在很多細節方面（如未來職業選擇、大學階段選修學科的考慮）都相當接近。香港人崇尚自由，但並不等於香港社會是一處多元化、多導向發展的地方。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以後的父母與學生開始將注意力集中在學歷競賽之上（以前所謂讀書不成，還可以找一技傍身的想法，迅速地在一般家庭之中都變得缺乏說服力）；而與此同時，那段時間也是政府提高學生升讀大學百分率的時期。一時之間，在完成高中階段後繼續升學的想法，變得普及。

可是，在香港，大學教育又並非真真正正的走向普及化（受資助學額只佔同齡學生總數的18%）。在某個意義上，家長與學生的主觀期望超出了院校所能提供的升學機會。但香港家長與學生的反應並非爭取大專教育普及化，反而是各自尋找升學的途徑（例如不算富裕的家庭也會考慮將子女送到海外升學），又或者大部分人都放棄了技能訓練，打算循最主流的（通常即是以文法課程為基礎的）途徑去爭取機會。結果是：本來已經是相當擁擠的環境，就更加堵塞了。

香港的第二項特點是，本地家長與學生均擅長於工具思維及策略部署。他們面對教育競賽的方法，是差不多一開始便會嘗試想像「終點」（以前是大學入學試，而現在則可能是大學畢業後進入職場的關鍵程序）的要求，從而以倒數的方式，思量如何配合計劃（例如盡快知道每一關程序的要求），以便順利（以最快的方法）過關及達到目標。

這種策略部署的特點在於不浪費時間，更要先人一步，取得相對的優勢。從某一個角度來看，那是目標明確，不走多餘的路；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是計算可能太過精密、太重視結果，以致沒有甚麼空間可言。

沒有贏家的雙困處境

將以上兩點合而為一，便將香港人那種力爭上游的性格，扭曲為一種計算精確、對準目標、不容有失的教育策略思維。在策略思維的驅使下，香港人將目光集中放在最終的回報之上——接受教育、選校、選科、如何計劃升學路徑等等，統統以最後的具體目標（例如考入哪間大學或考上哪門專科）為評核的標準。任何無助於達成最終目標的，均視為次要或完全不重要。香港人在處理教育這一問題時，基本上是百分百的工具主義，沒有太多人有興趣及耐性，去探討教育的過程。

結果，即使本地學制內的升學渠道及機會已擴充，高中、大學學額也在過去二十多年裡顯著增加，競爭壓力不只未見減少，還在不斷增加。更嚴重的是，我們把戰線拉得愈來愈長，將很多本來可以免於競爭壓力的部分（例如幼兒教育階段）統統納入競賽之中，從此孩子在成長過程之中（尤其是在五、六歲之後）再無寧日。

所以，就算大家心裡知道，幼稚園階段所接受的教育，對於日後升學其實並無決定作用；從某些所謂的名牌幼稚園畢業，並不保證在升讀小學時，會有明顯優勢；至於對更長遠的日後升學（如升中、考入大學），其作用就更為微弱；但理智上的認知，好像完全不能減輕壓力。幼稚園的入學過程依然充滿壓力，一點也不輕鬆。

一方面，這是幼稚園本身的策略——整個過程增添一點壓力，注入一些競爭元素，才可以自我抬高身價。另一方面，家長最怕蝕底，本來申報三間幼稚園已可為孩子做足升學準備，結果卻是不停四處奔跑，不報上十間、八間學校，不會放心。當每一位家長都「超額」申報學校的時候，競爭的壓力自然增加，甚至是火上加油，令氣氛變得更為緊張。而當每一位家長都緊張起來，有所動作（例如在幼兒階段已開始學習第三種語言）的時候，其他家長就會作出回應，加碼、加料，唯恐落後於形勢。

在這樣的環境與氣氛底下，大部分家長都很難冷靜下來。每人嘗試要求子女多做一點，結果在互為影響的情況下，做了很多，而且只會愈來愈多。這是一種進退兩難、雙困的處境——當中沒有贏家。